从价值链视角探求全球经贸治理改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典型特征。然而，年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经济陷入增长乏力困境，导致不少国家倒流回保护主义阵营，逆全球化势头迭起。近年来，跨境投资增长停滞，全球贸易增长放缓，全球价值链出现转移甚至萎缩趋势。新冠肺炎疫情与中美经贸摩擦因素互相交织，进一步催化新一轮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下的价值链重构。如何保障价值链供应链韧性，防范价值链风险传导，是当前亟待解答的议题。

在全球价值链重构和调整背景下，全面研究全球化发展历程及特征，深入考察全球价值链研究脉络，进一步思考全球经贸治理新趋势，有利于我们更好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化发展中的新问题，为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可能路径。

全球价值链发展历程及特征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演进与发展，与全球化发展变迁过程密不可分。过去近70年间，贸易、投资自由化政策和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在全球占主导地位，宏观经济领域跨境劳动力成本套利空间较大，国际贸易成本大幅降低。而技术发展也让生产实现精细化分工，使复杂国际供应链上的跨国协作成为可能。具体来说，全球价值链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20世纪50年代发达国家内部的全球产业布局。二战后，美国成为新制造业中心。但战后国际政治格局不确定性较高，加之国内产业发展的产能过剩问题较为尖锐，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以及日本，一方面构建盟友集团，另一方面为国内的过剩产能开辟国外市场。因此，这一阶段的全球价值链调整主要体现为以美国为主导，以西欧诸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为承接方的发达国家内部产业转移。这次的价值链布局模式体现为“北—北”合作的典型特点，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尚不是全球生产分工的参与者。东亚国家中，日本率先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开始早期的产业承接和技术引进，为后续的国际产业转移和第二阶段的全球价值链调整打下坚实基础。

20世纪60—70年代以日本为主导的新兴经济体崛起型价值链布局。作为二战前已具备较为完备工业体系的发达国家，得益于美国的产业转移和技术输出，20世纪60—70年代，日本向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价值链布局调整。二战后，日本大力发展以机械、钢铁等为代表的重工业，同时推动形成企业资本积累和生产规模化、范围化。承接美国的产业转移，加之国内的重工业政策支持，日本经济实现飞跃性发展。但日本也逐步面临资源瓶颈等要素限制问题。为突破经济发展桎梏，日本于年前后向地理距离较近、发展基础和前景较好的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等新兴经济体开启第二次价值链布局调整。在这次转移背景下，韩国等新兴经济体实现经济飞速增长，创造了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奇迹，这些新兴经济体也被并称为“亚洲四小龙”。

20世纪80年代以发展中国家为承接主体的全球价值链布局。在经济历经短暂的黄金期后，“亚洲四小龙”逐步开始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面临同样的发展困境，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寻求要素和配置资源。这期间，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所提供的充裕劳动力要素，年底中国加入WTO带来的一系列极具吸引力的政策红利，为大规模国际贸易和投资选择中国市场提供了政策土壤，所有这些因素的交织让中国逐步具备了承接东亚、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产业链环节的关键能力和核心要素。在这一过程中，伴随庞大的市场规模和需求潜力被不断激发，中国迅速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亚洲经济发展新中心，“中国制造”也成为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下的“新标识”。当然，与前两次价值链布局不同，第三次以中国为承接主体的产业转移不再以“北—北”合作模式为主要特征，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逐渐成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新主力军。

经过二战以来的长期发展和演化，全球价值链分工得到深度发展。当前全球价值链布局具有以下典型特征。第一，“多峰式”价值链分工格局逐渐形成。依托于历史上三次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布局调整，当前全球价值链已经形成“三足鼎立”的分工新格局——中国、美国和德国分别成为亚洲、美洲和欧洲区域价值链的中心节点。这一发展趋势意味着，各区域价值链以中心生产地为核心向外辐射发散，区位因素愈发成为全球价值链延伸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第二，发达国家制造业“空心化”使其高端制造业回流加速。由于前期的大规模全球价值链布局，发达国家陷入制造业“空心化”困境。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等国家的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导致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制造业回流”，进而推动国内“再工业化”，以期缓解制造业“空心化”困局。同时，这一举措还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其国内高端制造业及科技创新技术向更高水平发展，从而在发达国家内部实现高端链条的体内循环，这可能进一步拉开与发展中国家所承担的低端链条差距。第三，新冠肺炎疫情下传统价值链布局的脆弱性愈加凸显。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各国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同时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导致局部价值链断裂引发的风险传递问题被进一步放大。全球价值链的脆弱性和风险性，可能成为引发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原因。

全球价值链理论演变及研究焦点

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的“雁行理论”揭示了以发达国家的成熟产业为“雁首”，向“雁身”即发展中国家进行迁移，继而形成全球或地区分工发展格局的产业转移理论。此后，雷蒙德·弗农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指出发达国家主要占据附加值较高的研发环节，而附加值相对较低的生产环节主要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年，迈克尔·波特提出了“价值链”概念；年，加里·杰里菲等人提出“全球价值链”理论和五种主要治理模式，使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从实际经济现象向学术研究视角的迈进过程变得更加直观和清晰。

在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体系中，传统的“国家制造”转变为“世界制造”，跨国间的原材料及中间投入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关键构成。由于产品生产不再局限于某一国家内部，而是依靠全球各国协作分工实现，因此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兴起也挑战了使用传统的贸易总量来衡量贸易利得的测算方法。探索“真实反映国际贸易运行的方式”，测算全球价值链环节中的价值构成，研究全球价值链的决定因素及影响效应，是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最近20年来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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