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中国制造业站在转型十字路口该转移

在年的春天，除了新冠病毒突袭、全球经济探底，还有两件事让中国制造业“心中暗凛”：其一是韩国 企业集团三星在越南河内筹建其东南亚 研发中心。这是继去年10月关闭惠州工厂（中国8家工厂中的 一家）后，三星 笔、最关键的一次战略投资。其二是全球半导体巨擘Intel宣布在越南胡志明市新建一家工厂，用于封装第十代酷睿使用的CPU。

在4月，先有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LarryKudlow建议，将厂房、设备、知识产权、装修等企业回流支出“费用化”；再有日本经济产业省颁布了总额高达万亿日元（约合1万亿美元）的“抗疫经济救助计划”，其中亿日元（约合22.6亿美元）用于资助日本制造商将生产线撤出中国市场，以推动生产基地的多元化。

虽然LarryKudlow仅是“个人建议”，虽然大多数日资企业称在华发展计划不变，但仍然难以消弭由此衍生的疑问：“去全球化”已经成为共识，还是“去中国化”将成为趋势？中国投资环境已经失去了优势，还是东南亚国家的制造体系展现出更多的魅力？

选全球发展还是区域经营，从中国离开还是坚持留下，不同的企业、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预期，会有不同的选择。这有点像选车，决定购买的并非配置+价格那么简单，既有需求的平衡、乘员的妥协，有经验的总结、口碑的兼顾，还有对自己的定位、对未来的预期。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制造取代了“亚洲四小龙”，大量的产业资本流入，中国制造由此崛起……在新冠疫情之后，中国制造业是否会出现“回流”？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甚至印度，是否有能力接棒，重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外资与技术涌入、人才与基建井喷的盛况？

俯瞰

在过去的年中，全球制造业曾有四次“权力更迭”。

上世纪初期美国接替英国成为制造业领军者，以流水线为标志的高效生产奠定了现代制造的雏形。至上世纪50年代日本从美国手中接盘，以“现地现物”为灵魂的日本制造从此复兴，并带动日本在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当年GDP亿美元，世界经济占比5.98%）。

上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龙”崛起，除韩国以造船、钢铁等重工业立身，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均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位。至上世纪90年代中国“接棒”，同样是以皮革、塑胶、五金件等低端制造业起家，同样是依玩具、服装、电子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出道……

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针对“铁工基”的政府投资，起到了保增长、稳增长的效果，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并未消失。

在产业结构方面，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比重明显偏高，而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的比重偏低。在投入结构方面，则表现为过度依赖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低端要素，而人才、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投入比重偏低，直接的结果就是中低端产业偏多、资源能源消耗过多。

中国政府在5年前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核心就是调整经济结构，方向是推动生产要素实现 配置，目标是减少低端和无效供给、扩大高端和高效产出。近年来经常见诸报端的“经济转型”，也是同样的思路：从重数量转向重质量，从劳动密集型转向科技密集型，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制造业亟待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再看部分制造产能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可能与利弊，或许会有不一样的角度与结论。

近察

客观评价，三星将工厂迁往越南与Intel在越南新建工厂，都是劳动力成本优势导致“天平倾斜”，但其发生的背景不同，传达的信号也不相同。

前者离开，首因是华为、小米等中国品牌崛起，导致其市场份额陡降（年手机市场份额仅余1%）；次因是转移产地以规避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的出口阻碍。后者在越南新建工厂，则是为了弥合供需之间的缺口——此前已经停工的哥斯达黎加工厂也将重启，以求脱离无货可供的窘境；此外，Intel在全球部署的逾15家工厂看似分散了产能，但也暗藏了全球备份的考量。

东南亚11国中，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与马来西亚在上世纪80年代曾有经济高速发展期，一度被誉为“亚洲四小虎”，普遍认为其会紧随“四小龙”的步伐而一飞冲天。但遭受“亚洲金融风暴”打击，致使本就孱弱的经济瞬间放缓，“龙”腾与“虎”跃皆随风消逝。经过近30年的反思与重置，这四国均有“接手”中国制造的潜力。

印度尼西亚年GDP接近1.18万亿美元，是世界排名第16位的经济体。从年至今，该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对平稳，吸引了一批寻求稳定的制造商，在电子制造领域有着不可小觑的优势。在跨国公司的“迁移”选项中，印度尼西亚肯定名列榜首。

泰国、菲律宾和马拉西亚的年GDP也在亿-亿美元之间，超过了新加坡、以色列、丹麦的经济表现。泰国每年有10万名理工科毕业生和大量的熟练劳动力，并提供更低的企业所得税率，由此吸引了丰田、本田等汽车制造商。马来西亚人工成本低廉，在零部件的测试、设计以及开发领域拥有旁人难以企及的优势，对于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高科技公司具吸引力。

相比之下，与我国接壤的越南是 意愿，也最有可能的潜在接棒者。除了拥有较低的总体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的劳动生产率外，越南国土多山地少平原，年人均GDP不足美元，与菲律宾的人均GDP相差上千美元，迫切需要通过工业化改造实现国家实力、居民生活的整体升级。

他说

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年数据，越南制造业工人的月薪均值为美元（约元人民币），甚至未及深圳、广州的“ 工资”，但对于操盘者而言，人力成本只是众多决定因素之一，人才、基础设施、能源及法律政策，甚至国家与城市的创新活力，才是企业在区域市场保持健康的关键。

从中国转场，“人” 是排在 位的因素。全球的跨国公司均将人才作为发展自身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大众集团的人力资源就设定了“选用育留”配合“行政+技术”的分阶成长通道，并将这一体系同步导入中国的合资公司。在中国市场大获成功的通用汽车、丰田汽车，同样是坚持将本地人才作为驱动引擎的策略——在专业性之外，高层管理者有创新精神、一线技术工人有敬业态度。

安德（化名）被一家跨国公司派驻马来西亚已经十年，他对当地员工表现的评价是“无话可说”。他说，公司规模、业务方向以及员工的积极态度，是公司成败的关键。马来本地人的认知能力、工作态度就不提了，思维逻辑导致整体效率低下：周六组织团队建设，就是上午做一些活动、中午烧烤聚会……员工问是不是算加班？遇到周五停电，中国的工厂会通知大家当天轮休、周日回来上班，工厂和工人都不吃亏，但这样的“调整”在当地根本行不通。员工认为，周六周日就是法定休息日；周五不上班是企业的问题，与己无关。

被公司派驻越南的工程师巴斯（化名）表示，“沟通效率”是最令他头疼的问题。他说，在中国工作时，我们也开全球会议，上海、北美和德国三地的团队隔着屏幕联网讨论，只有个别人需要翻译。在越南就完全不同，北部的员工可以用汉语交流，但南部的员工只懂越南语，讲英语的人也有一些……开一个内部会议，至少要有三个翻译，英语、汉语和越南语做同传；一个小时能解决问题的会议，往往会夹七缠八地开上两三个小时。

在越南发展，基础设施同样是问题。从广西南宁出发，到中越边境的友谊关口岸，双向四车道的南友高速，每天有超过辆货柜车疾驰而过，将长三角、珠三角发出的电子配件运往东盟市场。经常跑这条线的司机都知道，从南宁吴圩到口岸，公里的路程，2小时40分钟肯定能到，但过关之后就要碰运气了，连接友谊关与河内的是越南1号公路，两条车道、人车混行、村庄连着村庄，公里的路跑上三四个小时很正常。

服务于一家跨国公司、为印度市场提供技术支持的一位工程师，对《汽车人》讲述了一次设备调试的经历：全新设备运到班加罗尔，支持团队很快完成调试，准备运转正常就“打道回府”，然后就进入了“突然停电-重新调试”的死循环……要知道，班加罗尔是印度第三大城市、印度的重工业中心，是高科技公司的汇聚地，号称“亚洲硅谷”。

除了看得到的软硬件条件，中国市场还拥有四十年来培养的强大供应链体系，网络平台配合强大的制造体系，使得任何一个看似不可能有需求、不可能有利润的东西都有生产供给，都有供应商竞争，提供不同的规格、型号，由此催生细分市场不断细分，更成为推动供应链网络提升销量、放大弹性的催化剂。

外交学院教授施展博士在新书《溢出》中提出，制造业向越南的“转移”，实际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转移的都是人工成本较高的环节，而非整个行业；转移的生产流程越多，对中国供应链的需求越大。

安德告诉《汽车人》，中国制造的潜在“接班人”中，马来西亚的制造实力可以排进前五，但它更多在依靠来自中国的供应链体系。安德所负责工厂的总运营成本中，物流成本的占比达到六成。在安德的认知中，如果本地配套能力得不到提升，随着市场低迷、竞争加剧，对于设在东南亚的工厂而言，亏损已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斟酌

回望全球制造业的四次“替代”，从英国、美国、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和中国，每一次转移的结果都是双赢甚至是多赢。

中国有机会成为“世界工厂”，从自身看，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开了大门，让资金、技术、人才可以一拥而入；也是因为从高层到百姓皆人心向稳，提供了宽松稳定的发展环境。向外部看，是国际产业资本看到了人民币“双轨制”合并带来的契机，看到了中国加入WTO后会加速发展的契机，但其中最根本的关键是，发达工业国进入转型时期，依靠掌控前瞻科技、关键技术而实现对产业链的全链条控制，而大规模地将生产流程转移外包……

自内而外的叠加、机遇与基础的相遇，成就了中国制造业近20年的高速发展。今天，中国制造业也站在转型的十字路口。

现在的中国，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未来的发展方向已经确定，就是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

自年中国领导人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中国已在同沿线国家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国际运输便利化，为各国工业资本跨境投资创造了条件。

可以说，正是“一带一路”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新一轮“转移”创造了条件。或许该说，制造业转型，已是必然的趋势，何必担心打破一些坛坛罐罐、失去一些低效高耗的环节？

如果坚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制定高效的能源政策、形成公平的法制环境；如果大力支持创新的社会风气、推动高素质人才的教育培养；如果持续投入基础研究，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也给予激励；如果大胆改革贸易、金融和税收体系，提升整体市场的成本竞争力……已经在中国市场深耕的企业又怎会舍得离去？已经在中国与中国经济深度融合的制造业供应链又如何“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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