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需要儒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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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苍生,道济天下,身在商界,义在利先。在受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的“文化中国”领域内,尤其是东亚,儒商长期以来就是人文精神与商业相结合的典范。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将传统儒商精神应用于日趋复杂的外部现实环境中,是思想界和企业界共同探索的使命。近期,长江商学院研究学者王建宝分享了他关于儒商精神及其意义的思考,希望能对你有所启发。作者

王建宝来源

FT中文网本文为作者在首届尼山世界儒商文化论坛上的主题发言。01儒商溯源多年前,有一个以王亥为酋长的共同体驾着发明的牛车行走在山东、河南之间,交易货物,互通有无,他们建立的国家叫“商”,他们其中的一个都城叫商丘,他们的后代被称作商人。多年前,孔门十哲之一的子贡被孔子赞许为“瑚琏之器”,“亿则屡中”,生意兴隆,富可敌国,既为孔子解决了周游列国的“高铁票”和“盒饭”,也为弘扬孔门思想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作为一代儒商典范,端木子贡名垂青史。多年前,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指出,渔陶耕猎,异术而同心,磨刀“薄技”、卖水“浅术”者亦可以成“素封成王”之德。年前诞生的王阳明说,士农工商,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明清十大商帮登上了历史舞台。多年前,状元企业家张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理想创办了“大生”纱厂等一系列企业,以“棉铁主义”(棉花和钢铁)来实现一代儒商实业救国的理想。同时代的涩泽荣一则以《论语与算盘》这本书生动地描述了儒商的精神根源,“士魂商才”成为儒商的基本“标配”。60多年前,哈佛才子罗伯特·贝拉教授作了一个猜想,这个猜想就是他那篇著名的博士论文《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40多年前,出生在拉哈尔的哈佛教授马若德教授作了一个预言,他在《经济学人》杂志上撰文,以诗意的语言为我们展望了今日之中国。他说,如果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取得成功,那么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将像太阳边上的日晕一样暗淡无光。10年前,长江商学院和北京大学高研院开始组织举办每年以《儒商论域》为题的学术会议,士的自觉、良知理性、儒商的认同、东亚儒商典范、精神人文主义视域下的世界儒商等都成为我们历年研讨的话题。十年未济,任重道远。“正德、利用、厚生”是《尚书》之圣教,“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是《诗经》之描摹。从《书经》到《诗经》,儒商精神有本有源;从贝拉猜想到马若德预言,儒商研究其来有自。儒商不是在新道教、新禅宗影响之下的一种转型产物——当然,儒释道彼此互学互鉴的过程有目共睹。儒商也不是西方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的商人群体,儒商更不是在韦伯问题意识下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相比附而出现的新概念。02儒商概念笔者浅见,在各大轴心文明中,(只有)儒家在依靠自身的力量追求现世的(This-worldly)圣贤人格,而不是来世(That-worldly)的外在超越,而以商业行为成功实践这一思想的人叫做儒商。什么是儒商精神?鉴于篇幅所限,笔者在这里谈五点:明分工、通有无、反垄断、行公益、重生态。1、明分工孟子在与农家的辩难中提出的分工思想不仅有当时的历史意义,还有当代的现实价值。分工实现了个人价值,从而也体现了个人自由。分工使得个体之间互相依赖,从而保证了彼此的平等,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形成了信赖社群(fiduc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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