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传统岭南文化,粤港澳大湾文化身份认同

孙佳山中国艺术研究院

年2月15日，港英政府通过了《香港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宣布成立一个与任何政府部门、包括警务处都没有关系的独立反贪组织，即香港廉政公署，它独立于香港政府的架构，直接向香港最高行政长官负责。此后，葛柏、吕乐、蓝刚、韩森、颜雄……等一连串警队高官的落马，非常清楚地标识出二战之后的香港社会现实。

正是在面临着政府信用、政府形象崩盘的时代背景下，经过一系列在香港电影中也有着浓墨重彩一笔的“廉政风暴”，香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架构才进入到了阶段性的稳定周期。这也是年代末之后的全球冷战/后冷战格局的全面转型，香港可以被选定为资本主义阵营的示范“橱窗”，以所谓的“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面貌，担负起独特的冷战/后冷战文化角色的基本前提。在这个意义上讲，香港电影“新浪潮”不过是这一历史结构翻转的必然产物。这也是我们今天理解香港电影的想象力、创造力的一个基本维度。

因此，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经由“港独”话语不断偷梁换柱地建构出的“本土意识”，恰恰来自一代又一代香港普通民众反抗港英当局的剥削和压榨，争取自身的幸福和解放的不懈抗争，而并不是港英殖民政府的统治本身具有任何合法性和先进性。当下港独话语的意识形态“障眼法”，恰恰是在这个关键环节中本末倒置，人为地扭曲了真正的历史本源面貌。

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规制，正是通过重新追溯香港电影“新浪潮”所依托的历史结构的真正源头，寻求进一步释放以香港电影为表征的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想象力、创造力。因为在同样的历史节点，改革开放的历史帷幕也悄然开启，并以大开大合之势走到了第四个十年，而粤港澳大湾区，正是这一切的最初的起点。

经过40年的起承转合，而今深圳、广州年的GDP都已经站在了2万亿人民币的上方，已经和香港呈三足鼎立之势，粤港澳大湾区也并不是一个关于未来可能性的畅想，而是还在继续演进的鲜活的现实。

因此，身处在改革开放40年、香港回归20年的历史交汇，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建设，更应引入区域意识、国族意识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更有力量、更令人信服的文化共同体认同资源。以史为鉴，自秦代以来，粤港澳大湾区所依托的岭南地区就被纳入到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版图。

由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三大支流汇聚的优秀传统岭南文化，在我国的历史中，尤其是近代以来，扮演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其独有的多元、务实、开放、兼容、创新等特点，在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中独树一帜，对岭南地区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一直发挥着积极的推动、引领作用。

由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三大支流汇聚的优秀传统岭南文化，自然也理应是链接粤港澳大湾区最为坚韧的文化纽带，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所最应着力之处。然而，遗憾的是，在原有的相关文化制度安排中，这一着力点被意识形态之争所掩盖，这也为后来港独话语的“移花接木”提供了可乘之机。

以香港电影为表征的当代文化想象，也局限在港式警匪片、港式爱情片等有限的商业电影类型，不仅不再触碰携带优秀传统岭南文化、中华文化基因的港式武侠片等类型，甚至开始强调粤语文化，妄图以抽象的语音、语调等语言元素，来对抗以普通话为代表的现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

而40年前的香港“新浪潮”电影，恰恰是通过拍摄、生产以国语/普通话为主的商业类型电影，才摆脱了粤语的地域局限，得以在东南亚和内地广泛传播并产生深远影响。尽管这种太过虚妄、荒诞的意识形态策略在学理上不值一驳，但在今天复杂、混乱的现实语境下，竟然呈现出了生根发芽的不良趋势，这不得不令我们警醒和深思。

所以，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建设，首当其冲的，是不应回避当下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政治和文化身份认同的全方位争夺。应将由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三大支流汇聚的优秀传统岭南文化，放置到整合香港回归前和回归后的文化记忆、文化身份认同的中心线索位置，充分调动一个半世纪以来香港普通民众争取更为合理的社会秩序的爱国主义热情，将香港回归前和回归后的历史纳入到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格局，纳入到现代中国争取自由、解放的伟大历史进程，进而最终安置在年悠久、灿烂的中华民族的文明谱系。

转载请注明：http://www.abuoumao.com/hykz/40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