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日师生关系要追溯到日本推古朝改革而

引言

历史上，尽管日本最迟在西元五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使用汉字，但实际上中国同日本的外交“蜜月期”，却是在我国的隋唐时期，其典型的标志便是日本曾向隋朝和唐朝先后派遣了数批外交使团，其中尤以遣唐使的名气最大。

而也正因日本向隋唐王朝全方位的学习，也使得古日本快速吸收了自我国传入的制度文化并加以改造和利用，从而形成了独具日本特色的政治文化体系。所以有关古代史上中国是日本国老师的观点，也是两国普遍接受的观念。正如旅日作家陈舜臣在《中国人和日本人》一书中写的那样：

中国是树立路标的民族，而日本则是循着路标前进的民族。

根据文化界对世界不同地域文化体系的划分，整个亚洲及东南亚地区，因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因此这一文化体系也就被称之为“儒家文化圈”，即以儒教（学）、汉字、佛教及律令制为主要理论体系。而以上四点，也同样成为了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中国作为日本前进“路标”的说法，并非是一种夸大。

不过，前面说到，虽然古代中日交往活动中，以唐朝时日本派往大唐的遣唐使名气更大，但古代日本以中国为师最早并非源于遣唐使，而是在更早的隋朝时日本掀起的推古朝改革。

遣隋使的出现，推动了推古朝改革的进程

但凡提及日本向中国学习，恐怕大部分人在第一时间只会想到遣唐使。但实际上，早在隋朝建立的时候，日本也曾多次向中国派遣过数批“遣隋使”，只不过由于隋朝存在的时间过于短暂，再加上日本向隋朝学习时，也正处于国内各项制度改革的初期，因此在许多以普及教学为主的历史书中，很少提及日本在唐朝以前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学习。但事实上，遣隋使的出现，同样让日本从中国(隋朝)学到了不少东西，这直接推动了推古朝改革的进程。

现如今，大多数人对日本历史的了解，无非分为两种，一种是受游戏影响而逐渐为我们所熟知的“平安时代”，另一种则是受日本战国文化的影响，从而被广大网友所热衷于讨论的“江户时代”。

推古朝改革在日本历史上的地位虽然，平安时代和江户时代都可作为日本历史的转折点，但对古日本发展影响更为深远的，则要属西元六世纪中叶的日本“推古朝”改革，也就是同平安时代齐名的日本“飞鸟时代”（由于以推古天皇为首的推古朝改革就发生在飞鸟时代，其影响甚为深远，所以这一时代也被史学家称之为“推古时代”）。

推古朝改革是日本以中国为师而掀起的一场政治改革

那么，为何史学界习惯性地将日本融入儒教（家）文化圈的时间，定义在推古朝改革期间呢？要知道，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想要长久的发展下去，就必须拥有比较成熟的法律法规，也就是宪法，即我们现在所俗称的国家根本大法。所谓“人无礼不立，国无法不兴”说的就是法律的重要性。而所谓的推古朝改革，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便是来自中国的律令制被日本所接纳吸收，并加以改造，从而为日本律令制的诞生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醍醐天皇画像

按照日本醍醐天皇在弘仁年代主持修编的法律法令集，《弘仁格·弘仁式》（“格”指法律，“式”为解释，合起来便是“对法律的解释”）的内容记载来看，日本对中国律令制的效仿和改造，使得“国家制法自滋始焉”，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指日本在这个时候，不仅明白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并已经掌握了如何制定法律的方法。

推古天皇画像

后来，随着推古天皇(女天皇)登基执政，日本推古朝改革便在大名鼎鼎的圣德太子的主持下，拉开了序幕。顺带说一句，圣德太子本是用明天皇的皇子，在推古天皇登基时，他只是以摄政的身份行走于朝堂之上，因其英年早逝，所以没能等到继承下一任天皇。

因此，“圣德”（因为圣德太子崇尚佛法，所指定的宪法十七条中，融入了笃敬三宝的条文，所以后人便以其深谙佛法，聪慧高德为由，取“圣德”二字）只是谥号，至于圣德太子的原名，则是厩户皇子（前日元面额一万的纸币上，印的便是圣德太子的头像，现今则是被日本国内称之为近代启蒙思想先驱者的福泽谕吉替代）。

前日元一万面额纸币上的圣德太子头像

根据史料文献的记载，圣德太子在推古朝时期所进行的改革涉及到了诸多方面，但最为重要且对日本之后发展最为深远的改革，便是对内政改革的两项重大举措，一个是针对官员等级制所做出的“冠位十二阶”，另一个则是为了约束官员行为所指定的“宪法十七条”。但无论是哪一项改革措施，其中都无不包含着浓厚的儒学色彩。

圣德太子颁布的“冠位十二阶”和“宪法十七条”

冠位十二阶比如，在圣德太子主持制定颁布的冠位十二阶的制定中，他就将官员的官阶等级划分为了“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以儒家中的“德”为最高行为准则，之后跟的便是儒学所奉行的人之五常。此外，由于区分官阶的外在特征，主要体现在由不同色彩的絁所制作的冠帽，因此被称之为“冠位十二阶”。和中国古代的官员一样，不同冠位的官员，不仅冠帽和衣服的颜色不同，质地也各有差别。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和氏姓制度一样，冠位同样是由日本天皇所赐予的，并不代表冠位制的出现就瓜分了天皇的权力。因为由天皇赐名的氏姓制度，侧重于一个家族的血统，而冠位则侧重于个人的德行功业，两者并不冲突。但冠位制的出现，也使得日本朝廷开始由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秩序，逐渐向以功绩为主要衡量标准的秩序相转变，就类似于我国打破门阀垄断，以科举制为重，从“任亲”到“任贤”的重要转折。日本冠位制的出现，不仅避免了出现大家族垄断朝政的现象，同样也使得日本朝廷涌入了新的血液，加速了日本之后的发展。

宪法十七条除此之外，圣德太子所制定的“宪法十七条”，则是用来约束君、臣、民的一项行为准则，虽然与我们现实意义的宪法有着本质区别，但同样可以作为日本宪法的雏形，为后代史学家研究借鉴，并被日本法学家将其视为日本“令”的起源。比如在“宪法十七条”中，以君、臣、民为划分，体现了古日本基本的社会结构。其次，这项法律虽然以儒教学说为主，但同样允许其它学说和宗教的存在，比如圣德太子本人推崇佛法，笃敬三宝的意志，在“宪法十七条”中便有明确的解释。

圣德太子骑马画像

而至于“宪法十七条”的全部内容，则见于《日本书纪》西元年，也就是推古十二年的记载，因篇幅较大，故此处不再赘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阅。

最后提一点，那就是日本热衷于向中国学习的态度，同样也是由于圣德太子所秉持的外交理念，即“亲隋”。因此，史学家普遍认为，日本向隋朝及唐朝大规模派遣使者进行交流学习的起点，在推古朝时代便已经形成。

至于日本之后的平安时代、江户时代等等转折点，也无不是以推古时代，即飞鸟时代为起点。可以说，想要了解中国同日本的师生关系，便要追溯到日本的推古朝改革，而并非是之后频繁出现的遣唐使活动。

转载请注明：http://www.abuoumao.com/hykz/37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