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年亚洲四小龙陷入金融危机,看跨国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钮文新

中国经济新发展格局下的新征程已经开始了。站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间点上，我们清晰地看到，国际市场已成中国市场的延伸，而中国市场更已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之后，中国金融市场、资本市场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快速接通全球资本血脉，以前所未有的高光吸引着全球投资者的目光。但需要理解的是：中国为什么需要如此迅速地开放金融、资本市场？

全球科技资本争夺战空前激烈

毋庸置疑，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是伴随发达国家一般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过程。这个时期，中国可以依托“外商直接投资（FDI）+中国人富有智慧而勤奋创造”实现经济的快速进步。但40年过去了，发达国家能转移的都转移了，不能转移也是他们必须尽最大努力保持优势的关键技术领域。站在这个角度看，或许大家不能简单理解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而更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到一个新境界，一个必须直接使用人类最前沿最核心的技术，并借此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但这样的技术从来都是原创国或企业必须严格限制外流的领域。

正因如此，中国已经无法依托外商直接投资（FDI)去获取核心技术。这决定了中国经济进一步高质量发展必须依托自主创新，突破基础科学瓶颈，研发原创技术，并以此形成中国经济未来的“核心技术集群”。

原创？谈何容易。

历史地看，任何一次人类经济的科技质变，必须伴随“科技资本”的巨额“挥霍”，工业革命如此，信息革命更是如此，而未来世界所期许的“智能革命”呢？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把“工业、信息、智能”看作三次经济革命，那它们所对应的“科技资本需求量”一代胜过一代，并呈“指数级”增长。只有获得足够的科技资本、股权资本去支撑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国才有可能成功。

所以，中国必须更大程度上开放资本市场，为吸收全球股权资本、科技资本创造必要条件。同时，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改革、完善、强化国内大市场，构建对全球“科技资本”的吸引力。这是当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但现实是，全球“科技资本”争夺早已白热化。这实际体现为：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无一不采取极端手段全力推高股票市场，构建极度活跃的股权资本市场；与此同时，科技企业股票市盈率之高远超传统想象力，以此支持其“战略性关键企业”获取足够的科技资本——股权资本；采用难以置信的“科技战”手段，最大限度地打压其他国家的科技能力，包括以各种金融手段争夺科技资本。

如何理解“极致性货币政策”？

如果大家能够认清全球科技资本的稀缺性，能够看清世界主要经济体对科技资本的争夺已经白热化，是不是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发达国家长期“大水漫灌”的政策意图？

可以看到的事实是：发达国家对本国股权资本市场的呵护力度前所未有，而在全球经济均受“八大现实制约”的条件下，他们不惜采用“基础货币资本化”方式全力营造股市积极向上的金融环境。但这是否会带来股市泡沫、恶性通胀的后果？实际上，基于“八大现实制约”条件，第一，全球经济增长可能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第二，总需求严重不足迫使传统消费物价长期处于通缩状态。这明显为发达国家“调整货币政策功能、确立更加适宜科技资本扩张的货币政策诉求”提供了绝佳的基础条件。

理论上说，以伯南克、耶伦、鲍威尔等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目前已经成为经济学主流学派，他们以更加务实的姿态大胆地提出：在全社会债务率过高的情况下，唯有大规模向金融市场释放长期、超长期的基础货币，让基础货币充当国家资本，才可能大幅提高金融市场的资本生成能力，才可能在避免经济滑落的同时，有效降低债务率。同时，这样的政策手段必然会大幅推高股市，从而为充分集聚全球科技资本提供坚实基础。

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当今条件下“滥发货币”真会导致通胀？其实，“八大制约”已经极其严酷地弱化了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总需求，当货币投放无法转化为消费需求之时，当货币投放无法转化为传统产业的原材料需求之时，那货币投放又如何推高消费品价格？

站在这样的角度认知问题，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发达国家实施“长期基础货币+长期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效果或许不能再用简单的传统指标——比如通胀率加以考量，而更为突出的政策意图在于，尽最大可能弱化对短期经济指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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